读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牛可副教授所翻译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使我对现代化理论，对美国公共政策知识分子有了新认识。《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原著者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纽约福海姆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雷迅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Ｌａｔｈａｍ），２０００～２０
“经典现代化理论”
雷迅马所论及的现代化理论是二战后兴起于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学说。“这些理论是冷战初年的产品，其基础是关于全球变迁的性质以及美国与全球变迁的关系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假设。”跟这些理论有关的学者都是些大名鼎鼎的“出类拔萃之辈”，大多还是“出将入相”式的人物：帕森思、罗斯托、阿尔蒙德、白鲁恂、小阿瑟・施莱辛格、布莱克、加尔布雷斯、林肯・戈登，等等。他们标榜社会科学的严谨性、科学性与实用性，不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执学术前沿之牛耳，而且，他们活跃的身影奔波于学界和政界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是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现实政策的一群“策士”。
当然，这些理论及理论家各有特色，学术也各有专长，可以归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然而，他们不安分的天性不但适应了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而且还有意识地创立了一门新兴学科――现代化研究，这个类似于“包容者”的新领域雄心勃勃地以跨学科研究为己任，力图整合不同学科的特长与成果，为社会科学开辟新的前沿，为现实政策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
这些理论的共性是很容易看出的：“在大量学术术语的背后，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部分的那些概念都集中在以下几个互有重叠互有关联的假设之上：（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２）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３）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４）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代表，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发展进行了单线式的排队，将美国作为发展的典范，置于发展的顶峰，是其他国家发展所应效仿的楷模，这样，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化”。
在发展与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史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常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它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主要是内部因素制约着发展，这些国家要学习西方的模式，用现代的（西方的）文化代替传统的（本土的）文化，克服“传统”的障碍，才可以实现西方那样的现代化。但实践证明，历史并没有按照这种简单的“西化”模式而发展，西方化“良药”根本就医不了欠发达地区的病症。
现代化是什么意识形态？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现代化”是社会进步的目标和发展进程，是我们正在致力于实现的一项伟大事业。雷氏提出现代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这就预示着他的研究是批判性、整体性与历史性的，这是由其研究思路所决定的。
什么是意识形态呢？一般的字典给的解释是：组成社会政治纲领的一整套主张、理论与目标，它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的；某一个人、集团或某种文化所特有的思想方式。可见，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集团性与历史性，它是某个组织或者群体的在某个时代思想与主张的表达。要研究具备如此特征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离开实证分析与总体性的视野，是很难做出成功的历史研究的。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在史论结合，大气磅礴地梳理了现代化理论的学术史之后，作者通过三个个案研究，即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与越南的战略村计划，向人们揭示出，在美国对外政策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家及他们所广泛信奉的现代化理论扮演了重要角色。借用原作者的话来说，“我试图揭示的是，现代化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科学上的学说。我要论证的是，现代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框架中融会了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对美国改变世界的特定部分――即那些在物质和文化上都被认为有缺陷的地区――的能力的一组共同的假设。我将要提出的一种解释，对现代化模式在学术上的价值提出严峻的质疑。本研究还要揭示，在冷战的高潮中，社会科学在美国权力的运作和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和感受中所发挥的深刻作用。”
冷战是“现代化”成为意识形态的大背景。面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咄咄逼人之势，美国把欧洲复兴作为它首当其冲的战略目标。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杜鲁门及其继任者并没有将这一经验推广成为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比如对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的日益贫困化，艾森豪威尔就置若罔闻，没有对拉美革命化的倾向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当卡斯特罗的游击队于五十年代末开进哈瓦那，开始支持周边的革命并与苏联结盟时，美国终于迫不得已对以往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到１９６０年秋，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把外援作为对抗卡斯特罗革命威胁的重要手段。不过，真正大刀阔斧的工作还是留给了肯尼迪。１９６１年肯尼迪入主白宫，遂开始大谈“现代化”问题。面对共产主义的步步进逼，肯尼迪的谋士们慨叹美国“没有宣扬属于它自己的清晰的哲学，而且没有有效的工具来传播这种哲学。”他们认为，“如果要引导拉美人的愿望，指导这个地区的未来，就必须有一个新的政策方案，而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更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来配合新的政策。”现代化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时俱进的。
在那些“出类拔萃之辈”的眼中，促进第三世界按照美国模式走向进步与繁荣，是美国巩固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最起码，他们相信美国模式是普遍有效的，因为他们经过了严密的调查、统计、计算和分析。正是借着“现代化”这一美好前景为诱饵，美国才将自己的使命――创造一个使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理想同时增进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世界――自然地延伸到其他地区。由是，现代化理论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完成了精神品质与现实实践上的双重共谋，这也就是现代化成为意识形态的原因。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在欧洲殖民主义秩序瓦解的过程中，为了对付他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威胁，社会科学家和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把现代化作为一种用来提高自由世界的力量的手段。在这个世界里，‘新兴’国家的发展将保护美国的安全。现代化不仅为美国力量的持续扩张规定了方向，而且为美国把自身界定为一个准备在世界各地对抗革命挑战的利他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的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隐性而巨大的，因为它“被深深地嵌入了社会科学话语、对外政策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达之中，”掌握了话语霸权，从而，在“号称能够加速世界的‘进步’”之同时，将这个世界置于美国“开明的监护”之下。
历史学的深度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对于经典现代化的批判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作为历史学家的雷迅马并没有将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的对象，相反，他在深入理论的核心之后，迅即从理论中跳出来，进而去研究这些理论、理论家与美国冷战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些理论的产生背景、过程及其对当时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影响。通过研究，他充分地探讨了现代化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所显示出来的美国文化意识，并认为它“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强烈共鸣的”。
在关于冷战史的研究中，有很多作品都注重对意识形态的考察。但是，雷迅马的新著自有其精彩之处。一方面，雷氏对所谓意识形态的看法显示出了历史学家的高水准。作者跳出了传统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分框架，透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表面，进入到其实践层面，从而抓住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这就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作者将研究对象锁定于肯尼迪时代，这个时代正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把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出类拔萃之辈”一一评述，揭示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科学家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从历史学角度回答了关于“学术与政治”的问题。
通过实证分析，雷氏的研究就具有了另一种宏观上的意义：表面上是从外部对现代化理论做了检讨，实际上更是从内部击中了其要害。诚如译者所言：“这项杰出的研究还向我们中国历史学者显示，批判的精神和跨学科的文献与知识基础是如何增强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经验深度和理论力度。”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美〕雷迅马著，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版，２２．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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